作为60年代出生的作家，曾纪鑫与其他同龄的晚生代作家具有共同的成长背景。他们是“红色时代的遗民”， 站在历史的废墟上开始认识人生，理解时代，既无上一代作家的理想主义情结，也不认同70后作家们对物欲消费的沉迷和80后作家们关于青春与梦的忧伤。他们是“历史中间物”，生存在历史的缝隙中，有着共同的精神状态：反叛、游走、在路上。这种精神特质投射在小说的叙述中，使叙事具有一种追问和坚硬的质地。某种程度上，有了这种质地，文学就具备了一种穿越性的力量。也许，对于他们的作品，故事的表层属于作者虚设的某个特定的时代，但叙述的穿透力却使故事深层所蕴籍的精神内核不仅照亮了现实的存在地图，同时也照亮了过去和未来的隐秘区域。
　　曾纪鑫的最新力作《幸福的幽门》就是这样一部长篇小说。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这是一部“思索的小说”。小说的叙事语言、叙事结构和叙述方式无一不让我们感受到叙述者的敏锐和睿智。曾纪鑫的小说有一种难得的气质，《幸福的幽门》是一个对人生的幸福、理想和价值不断进行思索的作家写下的作品。他有耐性也有力量把这种思索执著地贯穿到小说的叙事中。这部小说以极富思辨力量的叙述，道出了一代人对于“幸福”这一词语理解的困惑与追寻的焦虑。就幸福本身而言，它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体验和精神形态，属于形而上的范畴。但曾纪鑫的叙事并不是对这一概念进行抽象的诠释，而是在整体上通过全知视角对主人公所遭遇的人生世象的叙述，把这种看不到摸不着的精神状态还原成具体可感的生活事件，融化在人物生命的血液中，最终沉淀在日常化、生活化的细节和场景里。因此，小说的异乎寻常之处不在于写了一个农村青年对幸福追求的曲折过程，也不是说它以抽象的阐释与演绎对幸福给予了一个权威的定论，而在于小说创造了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生命，并通过一个农村青年历经曲折的生命历程，打开了一个在哲学层面上具有无限延伸性的思辨空间。
　　小说在时间上跨越40年，从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社会写到改革开放年代的城市天空。相应地，人们的幸福观念在这一期间也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地发生了变异。作者通过主人公之口发出了自己的追问：幸福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幸福？面对这个我们生活中高频率出现的话语，每一个时代都存在着不同的衡量标尺，每一个人也会有各自不同的回答。因此，从本质上讲，幸福是一个相对值，是一个人言人殊的概念。一个人的幸福对于另一个人而言，也许并不是幸福，甚至是灾难。当你抵达久久期盼中的幸福彼岸时，也许你会发现那不过是苦难登场的一个小小的前奏。小说通过主人公孟庆来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对幸福的理解和追求，使整个叙事显得既紧凑又轻松，既形象生动、意趣横生，又极富哲学意蕴。在叙述方式上，小说以“幸福”这一词语为支点，以主人公对成长经历的回忆和警方侦破案件的现实为两极，撑开了一个极富张力的叙述之网。现在进行时与过去进行时两条线索齐头并进、交叉展开：现在进行时采用了全知视角，以获取叙述的自由度，叙述正在发生和发展的事件，即一桩刑事案件侦破的过程；过去进行时则选择了第三人称的人物视角，由主人公对往昔生活的回忆徐徐铺开，叙写一个由农村到城市的小人物的生命成长历程。叙述自由地穿梭在过去与现在的两极之间，使作品既在叙述技术上显示出颇富新意的探索，又在接受美学上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
　　作者曾经说过：“小说虽为虚构，但离不开现实生活的土壤，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将民族的遗传基因、独特历史、心灵密码编织其中。”在某种意义上，阅读《幸福的幽门》，就是一次人生和历史的回顾与检阅。在叙事中，每个时代的生活气息、世态万象、时代属性都逃不过作者敏锐的视线，而这一切都被作者准确无误地捕捉到，以极富感染力的叙述落实在细密的写实之中。在历史流淌的河道里，爱情、友谊、道德、理想等词语，其意义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封闭的语义世界，而是一个流动的敞开的话语体系。随着主人公的生命运动轨迹的延伸，它们的意义在不断的置换中焕发出勃勃生机。就小说的爱情线索来看，熊晓玉、丁兰、阮巧巧和孟庆来之间的情感纠葛构成了一道明丽的爱情风景线。从学生时代倾慕的对象熊晓玉到工作友谊中结识的丁兰，再到舞会中偶然邂逅的阮巧巧，爱情的意义随着孟庆来对“幸福”一词的理解和追逐而得以延伸。少小面对熊小玉时的迷醉与自卑，随着时代的不断更替，随着主人公对所谓的幸福的执着追求，在他的内心里被彻底消解和颠覆，而从新的爱情中获得的幸福感也随之步步升级。可以说，爱情这条线，是主人公对人生幸福意义探寻的一个注解，为小说思辨特质的形成提供了非常到位的元素。
　　作为叙事的核心语码，“幸福”一词的意义在主人公的生命旅程中不断发生着裂变与位移，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就在这种裂变与位移中变得游移不定依稀难辨了。作者写道：“幸福近了，越来越近了，已经环绕身边触手可及，可以随时拥抱享受了。可转瞬间却随风而逝烟消云散无影无踪了，那种远去的速度，快捷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当他不再关注，或者说不甚在乎的时候，又分明听到了幸福那由远及近的脚步声，闻到了那醇酒般浓酽的令人陶醉的芬芳。”“幸福，真是一种奇怪而绝妙的感觉，你追求，它远离；你淡然，它近了；你无所谓，它却藤蔓般地缠绕你；你差不多忘了，它却攻城掠地般乘虚而入，直指你的五脏六腑，点中你的心窝，让你全身心地感受它的愉悦、颤栗与激动。”对主人公孟庆来来说，获取人生幸福的欲望导演着他极具戏剧性的人生。在童年时代，由于父爱的缺席，不谙世事的孟庆来心存压抑与沉闷，唯一的乐趣来自他和伙伴枚生的纯真友谊，那时的他渴慕的幸福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就像“偷吃黄瓜”那样的幸福。但那种幸福感也同时因为捕捉黑鱼得而复失的忧伤和失落而打了几分折扣。在游泳比赛差点丢掉性命之后，他意识到：“饥也好饱也好，苦也好甜也好，哭也好笑也好，都算不得什么，关键的关键，是要活着。没了生命，就什么也没有了，因此，只有活着才是最好。”他对马湾村的第一美女、同学熊小玉追慕已久，欲火难灭，却遭到她“睥睨的眼光和不屑的话语”。对于一个乌托邦式的爱情理想主义者来说，内心的受挫和情感的失落是无法避免的。而当他顺利获得入伍参军的资格，这也意味着他有了一次跳出“农门”的机会时，却意外地获得了熊小玉“意味深长的微笑”。对此时的孟庆来来说，幸福像一个神秘的天使飘然而至，说来就来，来得汹涌澎湃不可阻挡。但入伍后好景不长，接踵而来的是他因外祖父的“成分”问题被挡在了入党提干的门外……人生的起与落、幸福与痛苦就这样在孟庆来身上反复不定地轮回着交替着，直到他因一次婚外恋的偷情而遭遇不测，最终演出了一幕令人尴尬的悲剧。
　　从小说的叙事视点看，乡村叙事与都市叙事相交织，农耕精神与现代文明相映照，建构了一个解读“幸福”的语义参照体系。中国社会的发展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农村的脚步始终落后于城市。某种程度上，人们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就意味着告别苦难与追寻幸福。这部小说把人物放在一个分别以历史为纵坐标、以城乡为横坐标的文化视阈中进行考察，从而检视出由传统文化所培植的一种民族的乡土根性。这种乡土根性在小说中突出地体现在主人公孟庆来对“幸福”一词的苦思冥想以及他对所谓的幸福生活的追逐。无论是面对他生命中的女性，还是面对来自城市的战友贺子文，源于农村出身背景那与身俱来的自卑感不时地敲击着他那敏感的心扉，同时这又更加激活了他一心“往上爬”的一种官本位的文化心态。在孟庆来们看来，农村就是地狱，城市便是天堂。只有摆脱农村，把户口转到城市，才能成为“国家的人”。在此基础上不断地“望上爬”，他就会获得幸福。事实上，对现在的农村来说，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从表层上看，城乡的二元格局以及民族二元心态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体制所造成的，但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关系在人的意识中的体现，传统的农耕文化因子在各种现代性因素的催化下衍生出一种城乡二元心态，久而久之，积淀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构成了一种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正是这些内涵，构成了文本的深层文化品格，从根本上提升了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
　　但是，“城市因‘现代’的优越在需要他们的同时，却又以鄙视的方式拒绝着他们……城市在本质上是拒绝乡村的。”事实上，未来的人生并非他们所想象的那么美妙，而是潜伏着各种悲剧性因素。孟庆来虽然踏进了城市的门槛，在城市结婚生子，并享受三代同堂的天伦，这看似抵达的幸福彼岸实则是生命困顿的刚刚开始。在家里，为了把母亲留在城市享“清福”，孟庆来和丁兰为鸡毛琐碎之事争闹不休。作者写道：“两颗已然冷却的心没有交流，咫尺天涯，孤寂地各据一方，既不闹腾，也不热乎，日子就这么淡然地过，没有感觉地过。”在工厂，进厂办当秘书似乎使孟庆来摆脱了工人的卑微身份，在向着幸福的目标迈进，但枯燥频繁的公文、报告、总结、论文写作任务又使他心力交瘁，苦不堪言，更遑论幸福？
　　在世俗幸福的梦想无法兑现之后，人生该如何面对？孟庆来往往把他遭遇不幸的原因归结为命运：“常言道，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有些东西命中注定，是不可强求的。”“退伍回村是命，时来运转也是命……命中注定他孟庆来不会一辈子呆在农村，人再厉害，无论怎么算计蹦跶，也绕不过老天爷，就跟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怎么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板心一个样。”“除了努力与付出，有些事真的就是命，无法改变的命，无论你怎么打拼，也改变不了上天注定的格局。”不可否认，现代科学发展到今天，这种命运观念作为传统农耕文化思想的附庸依然残存于民族文化意识之中。命运观念是一种带有宿命色彩的文化意识，对命运的体认不过充当了人在遭遇幸福女神的遗弃之后的一种十分牵强的情感慰藉，并以一种豁达、乐天的精神体现在人物的思想意识中。在这里，作品把幸福作为一个符号，深入人物的意识之中，又出乎现实的层面，给生命、生存重新编码，显示出作者对人的命运的拷问和对人的存在命题的探讨。
　　主人公的回忆性叙述穿越时空走到终点之时，也正是整部小说叙述的尾声。至此，两条线索合而为一，就像来自不同方向的两条河流最终汇入大海。故事的结尾耐人寻味，不仅给予读者超乎常规阅读经验的审美感受，同时也造就了一个无限敞开的诗性文本。孟庆来的昏迷状态在叙事中构成一种张力，执拗地推动着叙事的不断演进。他的猝死显得突兀，出人意外，但却有效地缓解了故事的紧张气氛，丁兰、阮巧巧的恐惧、惶惑终可停歇。小说在形式上已告终结，但它的思考并未停止。孟庆来经医疗小组证明已经脱离生命危险，很明显属于非正常死亡。是他杀还是自杀？是他杀，凶手是谁？是自杀，仅仅为了一个体面的交待吗？这其中，审问的东西实在太多。反讽性的叙述和新奇的结尾方式赋予了作品一种追问的尖锐品质，追问的无限可能性又给文本的解读打开了一片无限遐思的空间。但无论作何种解读，主人公的死对周围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解脱，但对他本人来说，是否也算得上一种幸福？
　　就本质而言，幸福是一种内在的存在，牵涉到个体对自我生命的一种感觉。很难说，一个心灵麻木感觉迟钝的人，会真正地感受和领会到人生的幸福。即使幸福已然降临到他头上，他也是难以捕捉到的，只能任由它擦肩而过。如何才能打开通向幸福的幽门？当读者敞开心扉，细细品读这部充满思辨色彩却又不无生活质感的小说之后，也许能够从中找到打开这扇幽门的钥匙。

本文原载：《文艺报》（2008年12月28日）、《羊城晚报》、《厦门晚报》、《黄石日报》、《闽西日报》、《枣庄日报》、《遵义晚报》、《太仓日报》、《厦门文艺》等报刊及中国文学网、子归原创文学网、千秋网、书香世界网、汕尾娱乐频道等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