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鑫先生的历史大散文《千古大变局》，以影响近代中国的关键人物洪秀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严复、慈禧、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为载体，叙述鸦片战争以来国门被西方列强尖船利炮打开，历经血与火的碰撞，中国与世界融为一体的艰难历程，从而对中国近代史进行多侧面乃至全方位的探索与反思。该书所引史料详实、议论切中要害、观点新颖独特、文笔优美细腻，是读者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部通俗而又不乏深刻的著作。笔者对书中的基本观点深表赞同，在此谨就其中三个关键人物谈谈自己的感想。

李鸿章误国

　　 第一个人是李鸿章，为什么要专门提他呢？因为他是洋务派的代表。要了解中国近代史，不知道洋务运动是不行的，洋务运动就是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和工业化。比起先前的曾国藩和后来的张之洞，李鸿章都更具有特点，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鸿章是洋务派中贡献最多、功劳最大，全局性的、不可缺少的人物。曾纪鑫先生在其《千古大变局》中揭示了以往李鸿章许多不为人知的一面，比如甲午战后他赴日求和，遇刺受伤仍坚持谈判争取权益；辛丑年他不顾个人荣辱北上，抱病议定条款等忠心报国的事迹，十分感人，几乎洗刷了他以前卖国贼的卑劣形象。但他只知外国不可敌，不知外国非敌不可，只知建设要和平，不知退让换不来和平，还是有误国的嫌疑。笔者批评他三件事：一是弃琉球，二是失朝鲜，三是与俄订密约。
　　 琉球群岛离台湾岛近而距日本列岛远，琉球之于台湾犹如朝鲜之于东北，亡朝鲜则东北寒，失琉球则台湾危。19世纪70年代琉球渔民漂流至台湾被误杀，日本果然利用该事件侵台，清政府一意求和，不仅赔款，还承认日本的侵略行为是保民义举。没有了琉球这一缓冲国，日本步步紧逼，通过《马关条约》占领台湾长达五十年。今天中日间钓鱼岛主权争端和东海划界争端，可以说都是失琉球引发的后遗症。李鸿章糊涂，竟认为琉球可有可无，拱手让了忠于中国五百年的藩属。
　　 1884年朝鲜开化党人在日本支持下发动甲申政变，幸好驻扎清军迅即加以粉碎，但李鸿章却没能做好善后工作：改朝鲜为行省的建议，他不听；让朝鲜成为中立国的建议，他也不听，却偏偏与狡猾的日本人签订《天津条约》，授人以柄，使日本人找到了干预朝鲜、挑衅中国的合法借口。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下令清军在朝鲜“先定守局，徐图进取”。他不好好准备，却寄希望于国际调停，到头来无人肯做挡箭牌。黄海大战，中方主力舰沉没四艘，日方主力舰也重伤四艘，继续作战虽未必能胜，却不至于在港口全军覆没。李鸿章不懂得制海权，却懂得保存实力，日本朝野早已决心与中国国运相拼，岂会坐失良机？甲午惨败，李鸿章难辞其咎。
　　 与俄订立密约，李鸿章本意决非卖国，但却起到了卖国的效果。沙俄是虎狼之国，十九世纪它强占中国土地多达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李鸿章不会不知，怎能为了前门拒虎，而去后门迎狼呢？《千古大变局》一书中详细叙述了该约的后果，兹不赘述，李鸿章确实也没有得到俄人的回扣，只是受到了俄人的欺骗，沙皇尼古拉二世高唱俄中友好情谊，给予李鸿章政府首脑规格的接待，让他真有点忘乎所以了。这也难怪，上俄国的当，吃俄国的亏，他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历史上深信俄人蜜语的人无不受到俄人的愚弄或出卖，与俄国抱成一团的国家无不受到俄国的欺诈或侮辱。因为俄罗斯民族是个务实的民族，俄国是个务实的国家，他们重视情义，但更在乎利益。

慈禧祸国

　　 第二个人是慈禧太后，因为从1861到1908年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她是中国实际的统治者，一定程度上主宰了近代中国的命运。慈禧一生三度垂帘听政，第一次是辛酉政变之后于同治元年开始的；第二次是同治驾崩，从光绪元年开始的；第三次是戊戌政变之后以训政名义再度进行的。即便她在同治、光绪两位皇帝大婚之后宣布归政，她也丝毫没有放松对权力的控制，统兵、用人之柄绝不稍假以人。慈禧太后一生三次决定皇位继承，第一次是同治驾崩后立光绪，光绪的父亲是咸丰的七弟，母亲是慈禧的亲妹，他于慈禧亦侄亦甥；第二次囚禁光绪后立大阿哥溥儁，溥儁父亲端郡王载漪当时正受宠；第三次光绪驾崩，她在临终前指定宣统，宣统的父亲载沣是光绪的兄弟，也是慈禧的侄甥，母亲是宠臣荣禄的女儿。她三次选定皇储考虑的都是她个人的权威和家族的利益，也埋下了许多祸根：醇亲王奕譞为了光绪早日亲政不惜挪用海军经费为慈禧修颐和园；端郡王载漪为了大阿哥早日登基不惜伪造四条照会，激怒慈禧对八国宣战；摄政王载沣处理预备立宪和汉族官僚失当，断送了大清江山。恭亲王奕訢说；“吾家宗社，亡于方家园。”此言不虚！
　　 慈禧本人是一个职业政客。政客不同于政治家，唯权力是图，并无一定的政治主张。说慈禧顽固保守，相比许多老太太，她其实还算开明，洋务运动是在她的默许下开始的，维新运动没有她点头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清末新政更是在她的主持下进行的。说慈禧崇洋媚外，相比许多男子，她很有一股硬劲，咸丰年间，英法联军来了她镇定自若，光绪年间，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她也沉着应对，对八国宣战更是具有前所未有的勇气。同一个恭王，她可以今天重用，明天打击，后天又利用。同一个变法，她可以今天容忍，明天废除，后天又推行。表面上她反复无常、变幻莫测，实质上她无不从维护自己统治出发。符合自己政治利益的，即使自己曾经否定的，也要拿出来做；不符合自己政治利益的，即使自己表态赞成的，也要收回重来。慈禧也并非毫无原则，中国传统的治国宝典她都相当熟悉，动辄引用故事、先例，但核心仍然离不开权力二字。除了权力，慈禧只爱享受，《千古大变局》中转载了许多她生活奢靡的记录，让人瞠目咋舌、叹为观止。谁说当时中国贫弱？全让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耗费了！晚清中国需要的是一位能革故鼎新、图强求富的雄主，道光不是，咸丰不是，慈禧也不是，她还不允许别人是。国人失望之余不能不痛骂慈禧。

袁世凯窃国

　　 第三个人是袁世凯，他是清朝最后一任内阁总理大臣，也是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长期以来被骂作“窃国大盗”，只因他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想必他本人也不会否认，做皇帝是他一直的野心和梦想。这没什么错，五代有一位节度使曾说：“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耳！”袁世凯从小站练兵，苦心经营，终于练成了北洋六镇的雄兵，兵强马壮在当时首屈一指，他确实有理由做一次皇帝梦，过一把皇帝瘾。他的个人经历与司马昭父子、赵匡胤兄弟这些历史上靠带兵起家的帝王很相似。袁世凯跟随吴长庆入朝鲜平定壬午兵变初立功勋，粉碎甲申政变后荣任朝鲜监国大臣；回到国内，从小站练兵做起，升到直隶按察使，在百日维新期间备受光绪帝和维新派瞩目，但戊戌政变时，他选择了告密和出卖，由此得到慈禧信任，出任山东巡抚，成为地方大员，通过镇压义和团运动和迎驾回京，他又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疆臣领袖，进而入调军机兼外务部尚书。宣统即位，袁世凯险些被摄政王诛杀，幸亏张之洞极力劝谏，得以开缺回籍。偏偏过了不久，爆发了武昌起义。为了调动北洋新军南下镇压革命，清廷被迫重新起用袁世凯。他开出天价，非要清廷让他做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不可。他一方面攻克汉口和汉阳，威慑南方革命党人，另一方面摆出和谈姿态，要挟清朝皇室。孙中山愿意将临时大总统之位相让时，他也迫不及待地胁迫清帝退位，隆裕太后和宣统帝孤儿寡母，不得不让出宝座。这整个过程，与历史上的权臣篡位如出一辙。倘若在以前，袁世凯也就真做成了开国皇帝。
　　 然而，历史只有相似，却绝不雷同。千古大变局，使袁世凯的皇帝梦只能化为泡影。革命党人在号召推翻清朝的同时也高喊出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如果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对中国有什么深远影响的话，那就是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当然，民主共和制究竟是什么，当时的确没几个人搞清楚了。至于大总统与皇帝有什么不同，袁世凯是分不清楚，也不愿意分清楚的。即便同样是民主共和政体，也有总统制、委员会制、内阁制的差别。1787年美国宪法在近代最早确立了民主共和政体，具体的规定是总统制，行政权属于与国会平行的总统；其后除了小国瑞士采用特别的委员会制外，欧洲美洲大多数共和国都仿效美国采用总统制，而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多仿效英国采用内阁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各王室家族互不相让的特殊情形下确立共和政体，只是暂时用总统代替国王，并由保皇党人麦克马洪担任总统，他经常依靠上院解散共和党人占多数的下院。共和党领袖甘必大不甘失败，重新赢得选举，夺得国会上下两院，迫使麦克马洪辞职，最终战胜了保皇党人。结合法国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宋教仁主张采用法国内阁制而不是美国总统制的良苦用心，他有意效法甘必大，想通过渐进的议会选举战胜袁世凯。袁世凯身边不缺乏政治顾问和法律顾问，当然也心知肚明。所以当第一次国会大选，国民党人大获全胜，袁世凯才会感到震惊，他并不害怕宋教仁组织国民党内阁，他担心被国民党人逐渐架空，最终连总统位置也保不住。刺杀宋教仁也许不是他主使的，但至少是他默许的。得到五国借款的有力支持后，他毅然向南方国民党人宣战，镇压了“二次革命”。随后他又解散国会，颁布《袁记约法》，做起了终身独裁大总统。袁世凯还不知足，自愿把自己放在火炉上烤，做起中华帝国的皇帝来。蔡锷在云南登高一呼，响应者四从，袁世凯的亲信也各怀鬼胎，自谋出路，他终于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在全国人民的骂声中死去。历史就是这么有趣，恰恰是想做皇帝的袁世凯印证了走向共和的历史规律。

（本文原载《荆楚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