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的驼哥》是实力派作家曾纪鑫的一部长篇力作。在叙述者兼主人公李治国极为幽默却又不无苦涩的叙述中，作品显示了一种在中国当代小说中难得的对人性追问的力度以及对人的生命、生存的严酷拷问。
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主人公“我”是一个残疾人，由于他先天性背驼，人称“驼哥”。从这个不无轻蔑意味的称呼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而主人公所处的弱势地位注定了他人生的曲折和生存的艰难。在家中，他遭受亲人的轻视，自从李老大不幸失水之后，李治国在家里的兄弟姐妹中便成了自然的老大了。但是，不仅弟弟和妹妹不愿在现实中接受他，尊他为老大，而且父母也因为他的身体残疾而在心理上排斥他。在外，他必须面对被别人视为“另类”的尴尬处境，以至于他与有夫之妇黄秀莲明目张胆地通奸，也不会遭人怀疑，即便被发现，也被认为是正常的事情，在社会中并不会引起意料中的轩然大波。相反，黄秀莲因为是“正常人”而遭人是非，但却还是相当无奈地多次主动与“驼哥”发生肉体关系，以获取必要的钱为大她30岁的丈夫治病。在生活中，主人公一直没有被当作一个正常的生命对待，他的整个生命历程都处在被冷落、被戏谑、被歧视的人文环境中。由于自己的身体缺陷，他时常抱怨上帝的不公，但更多的是由于他敏感的天性所导致的无休止的烦恼。小说以很大的篇幅叙述了主人公所经历的内心隐曲，而这种内心轨迹的延伸过程，在小说中并不是以一种紧张、愤怒甚至谩骂式的语言叙述出来的，而是以一种豁达、乐观而不无自嘲的叙述淡淡地流淌在文本之中，在看似幽默、调侃的叙述中承载着相当沉重、严肃的思想内蕴。所以，在我看来，轻松的叙述，沉重的思考，便是这部小说最主要的审美特征。
在表层上看，这种审美风格的形成似乎主要源于叙述者独特的叙述语调，但从根本上说，小说所显示的这种审美特征更在于作者独巨匠心的人物塑造。李治国作为一个残疾人，他属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这直接导致了他学业的半途而废，创业的失败，婚姻的尴尬，甚至在他与“漂亮女人”的交往中，以金钱换取的是肉体的狂欢而无精神的安慰。从与师妹翠花的初夜，到与张小曼做“露水夫妻”，再到与少小梦想中的“女神”黄秀莲公开偷情，几乎所有女性与李治国之间都是一种纯然肉体与金钱的关系，而且是一种“互惠互利”的男女关系。翠花为了感谢驼哥的嫁妆钱，将初夜献给了驼哥。对其他女性来说，由于丈夫在外，她们企盼缓解肉体的“寂寞”，同时“得几个实惠”，而且由于驼哥特殊的身体状况和社会地位，“和我快活既没人怀疑，又不会有人捉奸”，而“我”除了满足内在的生理渴求之外却一无所得。
当然，先天的身体残疾给他带来的不仅仅是外貌的丑陋，也不仅仅是来自外界的嘲笑与轻视，更要命的，是主人公内心时时品尝到的无尽的苦涩与辛酸，而这种苦涩与辛酸来自外界环境对生命的逼仄和由于生性敏感所带来的生命的困顿。尽管天空是灰色的，生活是黯淡的，但主人公在精神上却不是一个纯粹的弱智者，恰恰相反，读小学时，成绩名列前茅；学艺深得师傅的厚爱；承包抛荒地，自主创业，在当地来说可谓颇具商业眼光；甚至由于自身的弱势地位，在不免常常遭受村里“土皇帝”的欺诈和黑道恶霸的横行时，特有的心态和智慧使他快活地应对来自各方面的鄙视与非难，使他孤独的生存变得游刃有余。心存自卑对他来说是很正常的事，但这种自卑感和失落感在他看似坦然却又不无自解自嘲的精神支撑下，却很少能在相当程度上使他的生命偏离正常的轨道滑行。在很多时候，这种自卑感一旦“露头”，便很快被一种特有的“自慰”的思维方式所化解所消融。在曾纪鑫的叙事中，主人公的这种精神特质主要沉潜在小说大量客观细致的心理刻画之中，我们可以随便挑出一段：
人就是这么怪，越得不到就越想，得到了就无所谓。黄秀莲吊了我半辈子的胃口，越吊越高。每每见到黄秀莲，我差不多都要疯了要咬人了，是的，我恨不得像条疯狗一样一口咬死总在一旁严加看管着的地主崽子龙生林。我不禁咬牙切齿地骂道，龙生林，你他妈的算什么东西呀，一个臭地主崽子！你知道人家怎样叫我的吗？驼地主，而你呢，不过一个地主崽子，要比我矮一辈呢！哼，就凭你这副样子，做我的崽子我还瞧不上眼不要呢。当然，这些咬牙切齿狗血淋头的话，我只能在心底骂，平时见了面还是跟其他人一样打几个哈哈，问几句吃了没有啊之类的屁话。[1]
在李治国无奈而又不无酸腐气味的叙述中，小人物无法抵抗自身的卑微地位和不幸命运的心理过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刻画。就这种“苦中作乐”的思维方式而言，看上去颇似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但这只是表面上的相似。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地思考，这应该说是一种生存的智慧、生存的艺术，其目的是与生活达成某种和解。主人公正是以一种和解与宽容的生存姿态把生命照亮，使生命在逆境中得以更好地维持。而这种生存方式的选择是无可非议的，在封建思想严重，经济文化落后的乡村环境中，于一个残疾人来说尤其如此。所以，李治国这种为了更好地活着的处世心境与阿Q的自轻自贱自欺欺人的心态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诚然，李治国的思维特质根植于农村落后闭塞的文化环境，正是这种杂糅着迷信、守旧等因子的文化土壤所培植的精神状态使他在我们看来显得有些落后和委琐，但他并不像阿Q那样一味地采取一种虚幻的“精神胜利”补偿而心满意足，进而屈服于现实，成为现实环境的奴隶，而是通过一种圆滑的处世姿态以求获得更好地生存，正如恩格斯所言：“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求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2]尽管以“解放”和“安慰”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对李治国这个遭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灰色人物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但在文化相当落后，精神严重畸形的生存环境中，在内心营造一个利于生存的精神王国也不失为一种抵御社会不公和维持心理平衡的生存良策。
在人物塑造上，作者崇尚的是一种悖反的生命美学，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主人公身体与精神、肉体与灵魂的悖离与错位。对李治国来说，生命就是一个悖论。在生理上、肉体上，他是残缺的、笨拙的，甚至是丑陋的。而在内心里、精神上，却是智慧的、仁义的、飞翔的。正如他写的诗《向往雄鹰》那样：“雄鹰展翅冲云霄，飞在美丽的蓝天上。我想变成一朵白云，伴着雄鹰自由地翱翔。我想化作一缕清风，伴着雄鹰飞向那远方。”[3]这首诗在小说中出现了三次，以强调人物内在与外在、精神与肉体之间所存在的极大反差。作者正是通过这一人物的多侧面刻画来把握艺术形象的塑造，从而使他的人物获得了真实可靠的维度。诙谐有趣的细节描写赋予了叙事语言以幽默的品格。可贵的是，这种幽默品格体现在叙事中，并不像时下流行的低俗的商业化写作那样，为幽默而幽默，也不像那些“文化快餐”，单纯地制造一点搞笑的气氛，而是在精神气质上表现出对世俗人生中苦涩与无奈的一面进行深刻地发掘，这正是曾纪鑫区别于其他新生代作家小说的重要特质所在。事实上，这种幽默的风格包含着某种坚硬的质地，凝聚着作家深度的生命体验和对中国现状、历史和文化的反思。用卡尔维诺的话说，幽默的叙事作品是“失去了实体重量感的喜剧”，“幽默感对本身、对世界、对有关的整个关系网提出了疑问。”[4]调侃、油滑的叙事语言的运用和具有幽默气质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使文本内在地产生一种轻松、戏谑的叙事氛围。作者将悲剧的生命形式化作喜剧的生命色调，从而道出了生存的无奈与悲凉，同时也显示出作者悲悯的眼光和体恤的情怀。
此外，小说在人物塑造上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擅长在人与动物的衬托和比照中来刻画生命，传达思想。在美学风格上，这一视角的选择使小说充满了象征意味。无论是老牛旺旺，还是母狗黄丽丽，甚至是代表主人公内心渴慕的雄鹰，它们无一例外地都是一种象征，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生命形态的象征。从生命形式来看，这些动物与主人公在众多方面都具有一种通约性。牛和狗，一个笨拙，一个低贱，在生活中服务于人类，并不一定能够获得人类应有的尊重，但是，动物却能通人性，尊重人类，尊重生命，从而构成一种生命形式的隐喻。作者在叙事中，对动物的生动描绘使小说充满了艺术的张力，从而使作品获得了极高的审美价值。在小说中，由于环境的闭塞与落后，人与人之间很难形成一种互尊与和谐的生命关系。直到小说的最后，李治国与黄秀莲偷情的事情终于无法见容于这个村落，直接导致了李治国的房子化为灰烬。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纵火者竟是李治国的三弟！生命横遭践踏的不只是李治国，即使是母狗黄丽丽最终也难逃厄运。为了让黄狗能免一死，“我”被迫驱赶它，甚至打伤它，这个细节使我想起了俄国作家屠格列夫的短篇小说《木木》，作者对主人公保护小狗木木的细节描写以及对人物相当矛盾而痛苦的心理搏斗的真实刻画，悲悯之情直抵人心，从而唤起了读者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
有的评论者认为这部小说写了残疾人的生活，填补了小说在这一题材领域的空白。而在我看来，小说要追问的东西很多，意义远不在此。作者选择残疾人作为自己的主要表现对象，也许是一种偶然，或者说主人公仅仅是一个标签，小说通过这个标签所要表达的是对生命、对生存的本质的深沉思考，而选择残疾人这一生命群体作为考察对象，旨在对人的生命本体进行具有终极意义的追问。由此，小说为读者打开了一个形而上的思索空间，在相对冷静的叙述中传达了形而上的意蕴。
注释
[1]曾纪鑫.风流的驼哥[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225
[2]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34
[3]曾纪鑫.风流的驼哥[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60-61
[4]卡尔维诺(意大利).轻逸.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M].杨德友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14
原载《南安文学》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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