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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光炜：文学史研究的“陌生化”——在浙江大学的讲演（节选）
作者:冰马 日期:2010-01-24
三、文学研究的“陌生化”和如何“陌生化”
不瞒大家说，我想到这个题目就有点后悔，意识到，这是在给自己出难题：如何。事实上，我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更好”地处理“陌生化”的问题。但这不表明，它不是一个可以被讨论的问题。
我首先以为，所谓的“陌生化”，是一个怎样面对本学科的“公共经验”的问题。我们知道，学科的“公共经验”是诸多学人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追究、辩驳和研究的一个结果，是根据特定“语境”和思考而对文学史的重新发现，它被证明是一个“真理”意义上的学科共识。例如，一位擅长运用“启蒙论”来把握整个学科方向的学者这样认为：“《呐喊》和《彷徨》的研究在整个鲁迅研究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都是最有成绩的部门”，理由在于，鲁迅的“主要战斗任务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思想，代表中国封建传统思想的是儒家学说，这个学说的核心内容是关于人与人关系的一整套礼教制度和伦理观念。”（16）应该承认，在“文革”后的社会转型中，这种“认识”确实达到了当时文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因为它大胆而深刻地回应了“反封建”那种强烈的时代情绪。他把鲁迅摆在历史制高点，假托鲁迅的“先驱者形象”，并进而彻底颠覆专制文化观念的做法，使他自己也站到了一个研究文学史的罕有的制高点上。显然，这乃是本学科几代学人思考与探索的结果，这种研究的价值就在它对已有的研究做了最好的“总结”，正因为它具有强烈的“总结性”，才积淀为本学科无人不信的“公共经验”和“学科基础”。不过，正如当时有人尖锐指出的：“这种研究模式的弱点恰好也在：它把鲁迅小说的整体性看作是文学的反映对象的整体性，即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不是从内部世界的联系中寻找联结这些不同主题和题材的纽带。”（17）不过，这位批评者只说对了一半，即研究者不能以“整体性”的社会观念来笼罩作家的具体作品，但他在批评别人的同时也很大程度认同了鲁迅“精神特征”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垄断价值。而在我看来，“鲁迅研究”只有在辛亥革命、“文革”后这些特殊历史语境中才最有“价值”，也就是说，越是处在“惊心动魄”的历史时代，鲁迅的思想和对他的研究也才能够让人激动，给人以最丰富的启发；而在和平年代，尤其是市场经济年代，情况可能就大不相同，它明显是在下滑，是弱化。例如，“七0后”一代人就没有这么强烈的“鲁迅观”；再例如，在海外华人文化圈、港台地区也并非如此。所以，我这里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一个作家所“依托”的“历史场域”变了，对他的关注度就会有如此大的差别，简直就不像是“同一个作家”？最近，我让博士生做“鲁迅与八十年代”的研究。我希望他关注的是，鲁迅是“如何”、又是在什么理由上“重返”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学界的？这就是要他“重审”本学科的“公共经验”，了解它的“发生学”，它通过权威性的解释进入学科的方式，以及，为什么更多的后代研究者并没有“文革”后特定的语境感受，却毫不犹豫地相信了“这就是”他们的“鲁迅”的呢？这一切的背后，有什么“机制”在起着作用，它又是以“谁的名义”在发挥这种作用？或者进一步说，“鲁迅研究”有什么理由具有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垄断性”？仅仅是由于他的强大无比的“作品”吗？这显然是值得怀疑的。在这里，我想引用一个研究者对自己这代人“文学史经典意识”的反思性表述，他说：“70年代后期，我读高中，然后上大学。很长一段时间，我是标准的文学迷——其实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够抗拒文学的诱惑。像我身边所有的人一样，我为每一部作品的出现而激动不已。《班主任》、《伤痕》、《爱是不能忘记的》、《芙蓉镇》等等”，“不仅看，而且还真的感动，常常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真的觉得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写的就是我自己（或我身边的人）的故事，表达的是我自己的感受”。“但现在回过头来一想，仔细一想，就觉得不对啊，这些故事同我的经验根本没关系啊，右派的故事，农民的悲惨故事，知青的故事，被极左政治迫害得家破人亡的故事，缠绵的爱情故事，都与我个人的经验无关”，“但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些故事都与我自己有关，并且还被激动得死去活来呢？为什么自己要把自己讲到一个与自己的经验无关的故事里面去，讲到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里面去呢？现在我才明白，我被规训了，只是这种规训采用的方式不是批斗会，忆苦会，而是靠文学的情感，靠政治无意识领域建构的‘认同’。”（18）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一个“陌生化”的问题。既然我们与那位八十年代鲁迅研究的“开创者”不是“一代人”，我们就应该问一问，我们是“怎样”被他（和他代表的这个学科）“规训”的。而在我看来，只有认真地研究这个规训的问题，“真正”回到自己“这代人”的历史场域中来，我们才能够突然发现，我们在这个非常“熟悉”的学科中，实际仅仅是一个“陌生人”的身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一种与自己的“身份”和“场域”关系更大、更为直接的研究，也许就是针对于这个学科而言的文学史的“陌生化”研究。
其次，我要谈的是“再次回到”本学科的“公共经验”中的问题。我这样说，大家肯定觉得更“奇怪”了。你刚才不是说，所谓“陌生化”研究就是要“偏离”这种“公共经验”吗？怎么现在又要我们“再次回到”它那里？这就是文学史研究的复杂性所在。或者也是一种“陌生化”的研究。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讲得非常好，他认为：“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人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者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19）他的意思是，让我们把研究对象放在同一历史场域的“多重层次”中，在“共同性”中找出“差异性”，同时又在“差异性”中找到“共同性”。我前面说的学科“共同经验”，实际是一种建立在启蒙文学立场上的研究文学史的眼光和方法，是一个“共同性”。而我们与它的“差异性”就在于，我说它与我们的“今天”无关，说它的方法已经“失效”，不是说它真的无关和失效了，而是今天这种肯定个人和否定集体的社会语境宣宣判了它的“无关”和“失效”。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是当时对孙犁小说的“单纯”的分析：“澄澈明净如秋日的天容的，是孙犁的小说。引起人们这种审美感受的，是统一了孙犁小说的那种‘单纯情调’。”（20）把孙犁看成是“革命文学”之中的“纯文学”的代表，是八十年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种“公共经验”。有段时间，我们会觉得这种“看”孙犁小说的“方式”非常可笑，因此反感这种研究结论。原因是，认为它是在为申明“纯文学”的主张，而粗暴地把作家与他的时代进行了剥离。一位研究就这样质疑道：“不正面描写敌人，一味关注我方军民人情美人性美，必然无法正面和具体描写战争或战斗场面，这样会不会掩盖至少是让读者看不到战争本身的残酷，一定程度上美化了战争？尤其是当作家代表战争受害者一方时，这种未能充分表现战争的残酷而一味追求美好的写作方法，会不会本末倒置？”（21）由于今天的研究环境与八十年代明显不同，我们会认为它对研究者过分依赖“过去的过去性”的做法的批评非常有道理。但是，如果联系艾略特的那个提醒，它的“片面性”就暴露出来了。因为什么？它是在“今天”与“八十年代”的某种“差异性”来怀疑它们身上的那种“共同性”的东西，或者说用差异性代替了共同性，所以就取消了共同性的历史存在。我们注意到，前面的观点是以“理解过去的过去性”的方式，来支持八十年代对“纯文学”的浪漫化想象的，因此，只有在理解什么是论述者的“纯文学”的方式里，也才能发现那种本来就有的“过去的现存性”在今天语境中的真正缺失；而后面观点以为自己代表了“过去的现存性”，这种现存性将意味着用九十年代的“文化批评”来取代八十年代的“审美批评”，那么“纯文学”主张和研究方式就必然性地遭到了怀疑。但是，这种“怀疑”也将会遭到更大的“怀疑”，因为，这种“文化批评”方式中的“孙犁小说”实际是无法成立的，或者说这种认定标准恰恰“抹去”的正是孙犁小说的“独特性”。因为人们会将进一步的质疑指向论者：难道在极其“残酷”的“战争”面前作家就没有权利去呈现人性中尚未最后冺灭的“人情美人性美”吗？我想大家都看过《钢琴课》这部电影，剧情写二战中德国纳粹对犹太民族有组织的集体屠杀。但是，犹太钢琴师在逃亡过程中仍在忘乎所以地弹他的钢琴，即使生命一息尚存，他都在顽强坚持这么做。这就像电影叙述的复调叙述，战争在有组织地毁灭人性美，但人性美却通过钢琴表明了自己最微弱和最惨烈的挣扎和自持。这正是我们为这部电影深深打动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说孙犁可能有时侯处理得不够好，有一点漏洞和瑕疵，但如果借战争题材为前提来“全盘”怀疑和否定他人性美的主题，那“问题”可就大了。因为，“人情美”所代表的恰恰是“过去”历史中一种永远都无法取消的“现存性”，它既是我前面所说的那种人类经验中的“共同性”的东西，也是我们学科中“公共经验”中不能被取消的基本品质。我觉得应该以这种“循环”式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再次回到”学科“公共经验”中去的问题。
大家不要“误解”我的看法，以为又是在通过“批评”在“否定”别人的研究。完全不是这样。我这是以一种“讨论”的方式“再次回到”学科的“公共经验”之中，我特别要强调，这是在认真地“讨论”。通过讨论，我发现了两位研究者成果的“陌生化”效果，它们在客观上给了我启发，和继续往下面讨论的兴趣。因此，我所说的回到公共经验的“陌生化”的研究指的就是，两位研究者的结论，让我看到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背后的属于他们各自年代的语境、知识、审美趣味、个人立场、批评态度和研究方式等等东西。也就是说，他们的观点不是我研究的“起点”，而成为我研究的“对象”，被我对象化了。我惊讶地看到，在他们的观点与我的研究之间，出现了“陌生化”的距离，“陌生化”的视野和心境。这和我们认识我们的“学科”是一个道理。不少人以为，所谓研究，就是在“学科共识”和流行话语中说话，只要“顺着”已有的“权威成果”去说就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其实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在某种意义上，你的研究被别的研究“覆盖”住了，当你开始“自己的研究”时，事实上已经被别的研究所规训、所遮蔽，没有了你自己的声音和存在。总之，我指的是，既回到“公共经验”中去，与此同时，又把它“对象化”、“陌生化”，把学科的“公共经验”转变成你讨论的对象，在此基础上，提出你的问题。
最后，我还想说，当人们说，迄今为止的文学史研究都是我们很“熟悉”的，是我们所“知道”的，这实际是一个虚妄的看法。第一个原因，可能是他在研究中确实没有“自我反省”的意识，没有怀疑的习惯，把别人的结论误以为是自己的；第二个原因，他的研究刚刚起步，还需要别人研究的拐杖，这可以理解，因为他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产生研究的自觉。
2007·12·9于北京森林大第
http://blog.sina.com.cn/u/1644569855
不瞒大家说，我想到这个题目就有点后悔，意识到，这是在给自己出难题：如何。事实上，我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更好”地处理“陌生化”的问题。但这不表明，它不是一个可以被讨论的问题。
我首先以为，所谓的“陌生化”，是一个怎样面对本学科的“公共经验”的问题。我们知道，学科的“公共经验”是诸多学人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追究、辩驳和研究的一个结果，是根据特定“语境”和思考而对文学史的重新发现，它被证明是一个“真理”意义上的学科共识。例如，一位擅长运用“启蒙论”来把握整个学科方向的学者这样认为：“《呐喊》和《彷徨》的研究在整个鲁迅研究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都是最有成绩的部门”，理由在于，鲁迅的“主要战斗任务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思想，代表中国封建传统思想的是儒家学说，这个学说的核心内容是关于人与人关系的一整套礼教制度和伦理观念。”（16）应该承认，在“文革”后的社会转型中，这种“认识”确实达到了当时文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因为它大胆而深刻地回应了“反封建”那种强烈的时代情绪。他把鲁迅摆在历史制高点，假托鲁迅的“先驱者形象”，并进而彻底颠覆专制文化观念的做法，使他自己也站到了一个研究文学史的罕有的制高点上。显然，这乃是本学科几代学人思考与探索的结果，这种研究的价值就在它对已有的研究做了最好的“总结”，正因为它具有强烈的“总结性”，才积淀为本学科无人不信的“公共经验”和“学科基础”。不过，正如当时有人尖锐指出的：“这种研究模式的弱点恰好也在：它把鲁迅小说的整体性看作是文学的反映对象的整体性，即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不是从内部世界的联系中寻找联结这些不同主题和题材的纽带。”（17）不过，这位批评者只说对了一半，即研究者不能以“整体性”的社会观念来笼罩作家的具体作品，但他在批评别人的同时也很大程度认同了鲁迅“精神特征”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垄断价值。而在我看来，“鲁迅研究”只有在辛亥革命、“文革”后这些特殊历史语境中才最有“价值”，也就是说，越是处在“惊心动魄”的历史时代，鲁迅的思想和对他的研究也才能够让人激动，给人以最丰富的启发；而在和平年代，尤其是市场经济年代，情况可能就大不相同，它明显是在下滑，是弱化。例如，“七0后”一代人就没有这么强烈的“鲁迅观”；再例如，在海外华人文化圈、港台地区也并非如此。所以，我这里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一个作家所“依托”的“历史场域”变了，对他的关注度就会有如此大的差别，简直就不像是“同一个作家”？最近，我让博士生做“鲁迅与八十年代”的研究。我希望他关注的是，鲁迅是“如何”、又是在什么理由上“重返”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学界的？这就是要他“重审”本学科的“公共经验”，了解它的“发生学”，它通过权威性的解释进入学科的方式，以及，为什么更多的后代研究者并没有“文革”后特定的语境感受，却毫不犹豫地相信了“这就是”他们的“鲁迅”的呢？这一切的背后，有什么“机制”在起着作用，它又是以“谁的名义”在发挥这种作用？或者进一步说，“鲁迅研究”有什么理由具有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垄断性”？仅仅是由于他的强大无比的“作品”吗？这显然是值得怀疑的。在这里，我想引用一个研究者对自己这代人“文学史经典意识”的反思性表述，他说：“70年代后期，我读高中，然后上大学。很长一段时间，我是标准的文学迷——其实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够抗拒文学的诱惑。像我身边所有的人一样，我为每一部作品的出现而激动不已。《班主任》、《伤痕》、《爱是不能忘记的》、《芙蓉镇》等等”，“不仅看，而且还真的感动，常常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真的觉得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写的就是我自己（或我身边的人）的故事，表达的是我自己的感受”。“但现在回过头来一想，仔细一想，就觉得不对啊，这些故事同我的经验根本没关系啊，右派的故事，农民的悲惨故事，知青的故事，被极左政治迫害得家破人亡的故事，缠绵的爱情故事，都与我个人的经验无关”，“但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些故事都与我自己有关，并且还被激动得死去活来呢？为什么自己要把自己讲到一个与自己的经验无关的故事里面去，讲到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里面去呢？现在我才明白，我被规训了，只是这种规训采用的方式不是批斗会，忆苦会，而是靠文学的情感，靠政治无意识领域建构的‘认同’。”（18）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一个“陌生化”的问题。既然我们与那位八十年代鲁迅研究的“开创者”不是“一代人”，我们就应该问一问，我们是“怎样”被他（和他代表的这个学科）“规训”的。而在我看来，只有认真地研究这个规训的问题，“真正”回到自己“这代人”的历史场域中来，我们才能够突然发现，我们在这个非常“熟悉”的学科中，实际仅仅是一个“陌生人”的身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一种与自己的“身份”和“场域”关系更大、更为直接的研究，也许就是针对于这个学科而言的文学史的“陌生化”研究。
其次，我要谈的是“再次回到”本学科的“公共经验”中的问题。我这样说，大家肯定觉得更“奇怪”了。你刚才不是说，所谓“陌生化”研究就是要“偏离”这种“公共经验”吗？怎么现在又要我们“再次回到”它那里？这就是文学史研究的复杂性所在。或者也是一种“陌生化”的研究。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讲得非常好，他认为：“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人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者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19）他的意思是，让我们把研究对象放在同一历史场域的“多重层次”中，在“共同性”中找出“差异性”，同时又在“差异性”中找到“共同性”。我前面说的学科“共同经验”，实际是一种建立在启蒙文学立场上的研究文学史的眼光和方法，是一个“共同性”。而我们与它的“差异性”就在于，我说它与我们的“今天”无关，说它的方法已经“失效”，不是说它真的无关和失效了，而是今天这种肯定个人和否定集体的社会语境宣宣判了它的“无关”和“失效”。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是当时对孙犁小说的“单纯”的分析：“澄澈明净如秋日的天容的，是孙犁的小说。引起人们这种审美感受的，是统一了孙犁小说的那种‘单纯情调’。”（20）把孙犁看成是“革命文学”之中的“纯文学”的代表，是八十年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种“公共经验”。有段时间，我们会觉得这种“看”孙犁小说的“方式”非常可笑，因此反感这种研究结论。原因是，认为它是在为申明“纯文学”的主张，而粗暴地把作家与他的时代进行了剥离。一位研究就这样质疑道：“不正面描写敌人，一味关注我方军民人情美人性美，必然无法正面和具体描写战争或战斗场面，这样会不会掩盖至少是让读者看不到战争本身的残酷，一定程度上美化了战争？尤其是当作家代表战争受害者一方时，这种未能充分表现战争的残酷而一味追求美好的写作方法，会不会本末倒置？”（21）由于今天的研究环境与八十年代明显不同，我们会认为它对研究者过分依赖“过去的过去性”的做法的批评非常有道理。但是，如果联系艾略特的那个提醒，它的“片面性”就暴露出来了。因为什么？它是在“今天”与“八十年代”的某种“差异性”来怀疑它们身上的那种“共同性”的东西，或者说用差异性代替了共同性，所以就取消了共同性的历史存在。我们注意到，前面的观点是以“理解过去的过去性”的方式，来支持八十年代对“纯文学”的浪漫化想象的，因此，只有在理解什么是论述者的“纯文学”的方式里，也才能发现那种本来就有的“过去的现存性”在今天语境中的真正缺失；而后面观点以为自己代表了“过去的现存性”，这种现存性将意味着用九十年代的“文化批评”来取代八十年代的“审美批评”，那么“纯文学”主张和研究方式就必然性地遭到了怀疑。但是，这种“怀疑”也将会遭到更大的“怀疑”，因为，这种“文化批评”方式中的“孙犁小说”实际是无法成立的，或者说这种认定标准恰恰“抹去”的正是孙犁小说的“独特性”。因为人们会将进一步的质疑指向论者：难道在极其“残酷”的“战争”面前作家就没有权利去呈现人性中尚未最后冺灭的“人情美人性美”吗？我想大家都看过《钢琴课》这部电影，剧情写二战中德国纳粹对犹太民族有组织的集体屠杀。但是，犹太钢琴师在逃亡过程中仍在忘乎所以地弹他的钢琴，即使生命一息尚存，他都在顽强坚持这么做。这就像电影叙述的复调叙述，战争在有组织地毁灭人性美，但人性美却通过钢琴表明了自己最微弱和最惨烈的挣扎和自持。这正是我们为这部电影深深打动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说孙犁可能有时侯处理得不够好，有一点漏洞和瑕疵，但如果借战争题材为前提来“全盘”怀疑和否定他人性美的主题，那“问题”可就大了。因为，“人情美”所代表的恰恰是“过去”历史中一种永远都无法取消的“现存性”，它既是我前面所说的那种人类经验中的“共同性”的东西，也是我们学科中“公共经验”中不能被取消的基本品质。我觉得应该以这种“循环”式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再次回到”学科“公共经验”中去的问题。
大家不要“误解”我的看法，以为又是在通过“批评”在“否定”别人的研究。完全不是这样。我这是以一种“讨论”的方式“再次回到”学科的“公共经验”之中，我特别要强调，这是在认真地“讨论”。通过讨论，我发现了两位研究者成果的“陌生化”效果，它们在客观上给了我启发，和继续往下面讨论的兴趣。因此，我所说的回到公共经验的“陌生化”的研究指的就是，两位研究者的结论，让我看到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背后的属于他们各自年代的语境、知识、审美趣味、个人立场、批评态度和研究方式等等东西。也就是说，他们的观点不是我研究的“起点”，而成为我研究的“对象”，被我对象化了。我惊讶地看到，在他们的观点与我的研究之间，出现了“陌生化”的距离，“陌生化”的视野和心境。这和我们认识我们的“学科”是一个道理。不少人以为，所谓研究，就是在“学科共识”和流行话语中说话，只要“顺着”已有的“权威成果”去说就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其实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在某种意义上，你的研究被别的研究“覆盖”住了，当你开始“自己的研究”时，事实上已经被别的研究所规训、所遮蔽，没有了你自己的声音和存在。总之，我指的是，既回到“公共经验”中去，与此同时，又把它“对象化”、“陌生化”，把学科的“公共经验”转变成你讨论的对象，在此基础上，提出你的问题。
最后，我还想说，当人们说，迄今为止的文学史研究都是我们很“熟悉”的，是我们所“知道”的，这实际是一个虚妄的看法。第一个原因，可能是他在研究中确实没有“自我反省”的意识，没有怀疑的习惯，把别人的结论误以为是自己的；第二个原因，他的研究刚刚起步，还需要别人研究的拐杖，这可以理解，因为他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产生研究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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